传奇续章666(新传奇续章攻略)

严歌苓：当代著名中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有《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最近在德国柏林家中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精神处在一种完全忘我的境地里。

作者/赵皖西

和严歌苓的采访，原先是以邮件的形式进行的。采访提纲发过去，她笔答到一半，跟编辑说，剩下的问题不想打字了，想用语音直接跟记者沟通。

刚收到消息时，只觉得这真是一位随性的作家，后来才从侧面了解到，她目前对于在电脑上打字，或许有些障碍。今年年初，严歌苓得了很严重的肘关节炎，实在打不了字，做饭也不行，不能握刀和锅铲，医生让她停止任何手机上的操作，微信不要回，电脑打字也要停止。现在养不好，以后一辈子都写不了，都要经历慢性长期的疼痛。

前段时间，严歌苓和家人到法国休了个假，九月中旬回到柏林，“之前乱糟糟的，现在稳定些了，可以干点正事了吧。”她的语调轻柔，对自己近况直白的叙述好似一阵新风，带起柏林家中空气里的微尘，顺着语音穿过大洋彼岸，在此地落定。

得益于这段特殊的、拼凑出来的采访，我能够跟两个不同的严歌苓打照面。

文字版的严歌苓，俏皮、活泛，敢用感叹号和语气词，每个字、每句话都跃跃欲试。语音版的严歌苓，反而更接近她的小说文本，看似散漫，处处留着气眼，实则水声潺潺，总在不经意处，突然紧密起来。

采访的起因是严歌苓最新发表的《蜃楼》，这是她在疫情期间写的第三本长篇小说，另外两本是《666号》和《小站》，“目前它们都等在发表—出版—制作的传送带上。”严歌苓说。

《蜃楼》讲述了一群“闯荡者”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青年张明舶踏上闯荡海南的追梦旅程，在这片生猛浓郁的热带海岛上，张明舶经历了生活的无序无定，闯荡的动荡凶险，也感受到感情和刻骨纠葛，最终陷入成功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之中。

《芳华》里的刘峰在中年失意之后也来到海南讨生活。

早年间，严歌苓的很多创作都来自于“文革”、军区大院、对越自卫反击战、旅美等个人经历。近些年来，她开始写更当代题材的小说。《老师好美》写的是高考班学生的师生感情；《舞男》写大都市里新形成的阶级意识和冲突……

尽管写作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严歌苓觉得，自己在写作意识上没什么变化。她讲故事给心里唯一的评判者听，那位评判者十分公正，也很难欺骗，因为它是严歌苓的审美直觉和道德良知。

她在写作上的警醒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后知后觉，也让她成为一位“洞中人”。神话故事里，樵夫上山砍柴，遇两童子下棋对弈，就在旁边观看，他在山里待了一天，外面的世界已经过去千年。严歌苓就像那位樵夫，一本本出版的、未竟的、舍弃的小说，就是她手中的柴火。置身洞中的人，只看得着眼前的棋局和手中的柴火，哪管外面什么光景。

以下是严歌苓的自述，根据两次采访整理而成：

世界是不安分者

发现并开垦出来的

我写小说都是一口气完成的，这让我成为一个吝啬时间的人。

一般情况下，一部小说完成前我不会出去旅行。如果有约定好的行程，我会计算好居家的时间，够写多大篇幅的作品。假如我正在写一部小说，碰到必须旅行的急事，我会非常懊恼，甚至痛苦。假如作品已经写了超过一半，这部作品的语感语调已经形成，那我又会感觉好些，否则等我旅行回来，再坐到写字台前，我就想放弃，因为语调跑调了、语感淡薄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六七次，我现在抽屉里还放着五部“流产”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到一半就被迫停手，要么去应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么去对付修改剧本这类有合同拴着的差事。

《蜃楼》也是我一鼓作气写出来的，因为疫情期间封城，除了一礼拜出门买一次菜，每天晚上看看奥斯卡入选影片，我也没什么分神的事情。所以我想，作家可能是唯一受益于疫情的行当。

我给这本小说起过很多名字，一开始叫《妹妹你走南口》，灵感来自于歌曲《走西口》中的一句歌词：“哥哥你走西口”，那么高亢凄凉、那么肝肠寸断，一个情妹妹为闯荡的情哥哥送行，明知一路叵测、凶险四伏，但为了改变灾荒饥饿的生存现状，“小妹妹我实难留”。

我在海南遇到的闯荡者们，很多都是女性，加上所读资料，发现闯海人中女性确实较男性更多，所以自以为能塑造出较为立体的闯海女的形象。后来朋友建议我用《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名做名字，但小说完成后，我觉得《蜃楼》这个名字最合适。

创作这个故事的念头，是在遇到一个闯海南的摄影家时产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晚报》的名笔孙小宁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赵铁林的摄影师，听了他的海南创业故事后，我产生了想去海南的冲动。赵先生说哪次等我回国，他亲自带我去。后来我家搬去了非洲，回一次国不容易，又要照顾父亲，一直没有抽出空来。后来有一天，我收到赵先生家人的短信，通知我赵先生突然病逝。

2005年，我遇到了老朋友周岭（著名红学家，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聊起他在海南的趣事，似乎续上了赵先生间断的故事。我开始有意寻找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文字记载，一些朋友得到相关资料也会发给我，这样就越来越勾起我对海南岛的好奇心。终于在2017年，我第一次登上了海南岛。到了海口之后，认识了摄影家马小刚和王军，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当年的闯海人，故事的雏形，就这样渐渐酝酿出来了。

这是一群“开垦者”“闯荡者”的故事。就像我在小说创作谈里所说，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不安分，包含着好奇，对于已知的不耐烦，对于未知的勇敢和冒险，对于卓绝艰苦和生命牺牲的不顾，总之，是积极意义上的亡命之徒。”“冒险家们使文明进程大大提速，使人类生活空间大大扩展，这是我对闯荡者欣赏、钦佩、感兴趣的原因。”

就像我之前的很多小说一样，《蜃楼》也内置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旁观者、边缘人。在国内，我是边缘的，至少是非主流的，在国外，我更加感到边缘。我特别喜欢当边缘人，这样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完全处于自然。做个旁观者不是很好嘛？旁观者清啊！旁观者或者边缘人，都是最个体的、最清醒的、最利于观察人和社会的。

讲故事给自己听

我12岁到部队文工团，跳了八年舞蹈。舞者经历对我写作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无法准确说明。但我想，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美感不可能被失控的创作者创作出来。好的艺术品都是激情与理性的理想结合，所谓“始于激情，终于理性”。舞蹈的节奏感、韵律、动与静的配合、控制能力，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写作。

音乐感也同样，一篇好的文字，一定有好的音韵，中国古代的作家、诗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统，多朗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多背诵唐诗宋词，让中文的音乐感沁润自己，就会渐渐形成文字音韵和节奏的本能。所以我是常读古诗的。

八年军旅生涯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滋养了我的视觉。《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天浴》均创作于这一时期。我出国之前写的《雌性的草地》就已经非常重视文字的视觉感。若尔盖草原上那些如同异国情调的景象，都让我感到震撼。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云在其中不断变幻，造成阳光和阴影之间的切换，对我来说都是极其壮丽、好看的景观。这种从小视觉感的培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以至于后来我写东西好像都非要调动什么视觉来写似的。

当然了，很多作品的视觉，比如画面感、意象，实际上都是作家不自觉的，作家如果自觉了，就会写出非常做作的东西来。

《少女小渔》讲述了一个有关海外华人的故事。

后来，我出国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读小说写作系。课堂上，老师们让我们口述故事，会一直呼唤我们睁开心灵的那双眼睛，“Can you see it? Are you looking at it.”他们总是这样启发学生。如今想来，在学校的三年写作培训，对我调动文字的画面视觉有一定的作用。

很多人说，国内的影视导演都很喜欢我的作品，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一定要分析原因的话，除了刚才所说的画面感和视觉，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我很注重塑造人物。我希望用人物来产生戏剧，因为一个人物的独特性格，一定会和他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产生戏剧冲突，那就会有戏剧。大概导演们能够看到我小说中人物的那种立体感，根据人物性格产生的戏剧性。

但有时候，我会因为故事过于戏剧性而选择不写。在为《小姨多鹤》搜集资料时，我查阅、实地调研了很多关于日本开垦团撤退的资料，发现了很多戏剧化的故事，比如一对年轻日本夫妇假装姐弟俩，“姐姐”被一个中国光棍汉娶到家里，“弟弟”跟着“嫁”进门。光棍汉心眼好，就是腿有点瘸，人也比较懒，不久他看出了这对日本男女的真实关系，但并不挑明，因为他发现“弟弟”干农活一人顶几个人，他根本就不用下地了。到了日本人能够回国的时候，“姐姐”已经跟那个中国男人生了三个孩子，不愿离开中国了。“弟弟”一人回了日本，很多年后又来看望“姐姐”……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可以说太戏剧性了，我觉得它太影视化，我还是更喜欢《小姨多鹤》中多鹤的故事。所以我放弃了写那个故事的打算。

严歌苓的文字，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和国家立场，表现出人性之复杂与高贵。/《小姨多鹤》

有的时候，现实当中的戏剧性，比小说家能够想象的还要高。就像《第九个寡妇》，儿媳妇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几十年，类似的故事，我就听过好几个。这样大的戏剧性，我们这种不太了解农村、也不太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写作者，实际上是想象不出来的。

它吸引我的其实就是那种“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在男主人公孙怀清被藏在洞里的这么多年里，王葡萄在外面经历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各种各样的运动、饥荒，我觉得有一种隐喻在里面。

其实孙怀清这个人是不变的，他在社会上的定位和他做人的准则，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即使他在洞里躲着，他也是这么一个人。世界把他变成一个敌人，最后又把他变成一个普通人，给地主平反、摘帽之后，他索性就不出去了。最后这个洞呢，又变成了女人来躲计划生育结扎的地方，这个洞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红薯窖的意义，引申出去了。这种隐喻，在几十年为写这个故事做准备的时间里，让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启迪。

从这也可以看出，我讲故事，是讲给自己心里唯一的评判者听的，那个评判者只有一个标准：写得对劲还是不对劲、诚实还是不诚实，对劲了、诚实了，评判者认为这仅仅是“好”的开端。我心里那个评判者是公正的，也是很难欺骗的，因为它是我的审美直觉和道德良知。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是我的第二个评判者，他去世之后，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在天上的评判者，只是一个不再出声的评判者。

淳朴善良的女性是我的理想

《蜃楼》里，南下闯荡的张明舶遇上风尘女子蓝兰。每当张明舶混不下去时，蓝兰总能成为他的避难所，给他一处居所和一顿餐饭，就像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她独特的只送炭、不添花的呵护方式，让他靠着一座山似的，依靠上去，不愿离开”。

他俩的分离早就潜伏在一开始的相遇中，张明舶每次短暂地离别蓝兰，对于后者都可能是永生永世的，因为他但凡混得过去，是轮不上蓝兰收容他的。

等到最后张明舶考虑离开时，蓝兰跟他说自己没帮他什么，“我帮我自己还差不多。真的，有你我都不觉得苦，都不想家了。”蓝兰的自知之明，不奢望，把给予当获取，我写到此处自己也是感动的。

淳朴善良的女性是我的理想，就像古希腊、古罗马人塑造狄安娜、雅典娜一样，寄托一种审美理想。在中国农村、在日本山区，我发现这样的女性好像不分国界，都是一样的忍辱负重，生活能力极强，生命力极强大，我写的王葡萄、多鹤、扶桑、小渔都是这样的女人。

我给王葡萄这个人物设计的性格，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因为她的道德评判是非常本能的、是天人合一的。人的道德评判其实是和自然法则紧密结合的，自然法则从最开始就判定了道德是非，还有种种的正反面人物。王葡萄这个人身上天生有一种直觉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象。

扶桑、多鹤和王葡萄都如同“地母”一般。/《第九个寡妇》

这个形象设计也来自于我对我的前婆婆董双（后改名为董冰）的了解。我跟她生活在一起差不多八九年时间，她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对这个世界有一套非常直觉的判断，宠辱不惊。她的存在、她这个人的人格力量，给我的启迪非常巨大。这是我写王葡萄这个人物的一种inspiration（灵光）、一粒种子。我把我对这种人的欣赏和反思，用在了王葡萄身上。

另一方面，我在2003年、2004年先后去河南农村采风，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听他们聊天、看女人们平常的生活、感受她们对世界的非常平常心的看法……我是从这些蹲点、采风和采访，由我对农村妇女的思考和观察，一点点创作出王葡萄这个人物的。大家看完《第九个寡妇》以后都觉得王葡萄好可爱，还有男读者跟我说，好想抱抱她，我也觉得是这样，她是我理想当中的一个女人吧。

洞中人

就像孙怀清一样，我也是个洞中人。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跟外界是隔绝的。我写小说，一直都是用手和笔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然后再用电脑来写。我也不经常上网，网上每天有成百上千条新闻，真真假假，泥沙俱下，我一般都不去看，也没兴趣。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在经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现在在德国生活，平时自己买菜做饭，和女儿的学校打交道，始终保持一种平常人的心态，能感受到的也是平常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

回到中国，我反而是很隔绝的，一般都住在酒店里，遇见的人都是某个阶层的；出席签书活动也都是前呼后拥，到哪都被请吃饭。除非是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寻找写作素材，否则我没有什么机会走到真正的社会底层，也很难沉下心去市井里做一个普通人。反而在国外，我的整个心态特别平常心，我就是一个母亲、一个主妇、一个妻子、一个靠写作来谋生的写作者。

《金陵十三钗》新书发布会。/摄影师周鹏

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尽管我的作品历经了各种媒介的迭代和共同呈现（就像你们所说的），我也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写作上的变化。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都在替代文学，文学也在借助其他媒介发展，在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拟人化的高科技面前，文学还有什么地位，我很少去这样想。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须、一种存在，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都在写作的过程之中，从22岁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

要说变化和不同，我的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确实很不一样，但我没有觉得我的剧本创作会影响小说创作，反而前者会为后者输送养料。

因为我现在是奥斯卡的评委，所以每年能收到七八十个好的剧本，其中可能就有最佳剧本获奖者的剧本。我很喜欢好莱坞的一些编剧，读他们的剧本非常享受，那种写作方式就是白描，就像我们的经典名著《红楼梦》一样。因为他们不可以把心理描写放进去，只能通过行动和语言带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渲染他的情绪、暗示他们正准备做的行为，这相对来说还蛮高级的。不像小说，它要靠写到人物内心，或者要用文字来烘托人物情绪。

剧本特别帮助我理解电影，比如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时流眼泪了，看完剧本之后，我反而因为辛德勒这个人物哭得更厉害，因为编剧把他写得非常丰满。

阅读好的剧本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它能使你进入一种非常快乐、同时又很深沉的阅读状态。好莱坞的剧本非常干净利落，也让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让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人物行为都非常奏效。这或许就是我在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上的不同体验吧。

意犹未尽的部分

从业至今，我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数不清的短篇小说。每本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不同，每本小说写到最后，我都会自然而然给它找到一个特定的结束方式。

小说《扶桑》里，扶桑和克里斯经历了那么多事，到小说最后，扶桑已经老了，克里斯也有了一群孩子，两人重逢之时，相互之间已经不认识了，当然我有一些暗示，他们其实是认识的，只是没有必要再去相认了。

再比如像《天浴》这样的一个大悲剧，女主人公文秀肯定是不可能善终的。她被凌辱、被践踏到这样的地步，再让她活下来，就太残忍了，我觉得老金都不会允许。老金最后用两颗子弹为她完成了这场救赎，实际上也救赎了那些在她身上犯过罪的人。

我给冯婉喻写的结局，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完整。我们看完《陆犯焉识》这本小说，就会觉得他们的一生已经过去了，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历史长河，长时间的别离，从生到死，他们情感的变化、起伏和跌宕，都在这一生当中展现出来。冯婉喻这个人物是至死不渝的，她一直在等待着她心灵上的伴侣回来，最后那么宁静而美好地离去了。

死亡其实不是完全悲剧性的，也许它会是一次救赎的完成，或者是一次重生的开始。

《陆犯焉识》与严歌苓祖父的经历密切相关。

《蜃楼》结尾，闯荡者张明舶获得金钱、权利、美眷，但他心里其实是伤痕累累的。为什么我写他最后有一种灰暗的、淡淡的厌世的感觉，因为他在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伤害他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人伤害，这种伤痕是他成功的代价。

他最后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最难以忘怀的肯定还是当初陪他吃过苦的几个女孩子，那几段特别真情的经历，因为一个人已经抵达他想抵达的地方，这种真情可能就再难体验或者获得了，就像一个人在很饥饿的时候，你给了他食物，他会觉得那个食物是可口的、鲜美的，等他非常饱足的时候，那就不会了。只有在奋斗当中、在过程当中，他才能感受到。

我自己写小说就有这种感觉，过程是艰难的，充满激情的，每天都处在一种超于自己生命力的高度生命力和创作力的感觉里，有时候也有“心中有，笔下无”的那种无力、无助、甚至痛苦的感觉，直到写完的那一天。写完掩卷以后，又会特别失落，产后抑郁症似的。

这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悖论吧，人的终极满足到底是什么？可能都是在过程当中。大概搞创作的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创业的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最享受的。

尽管我屡屡经历这个过程，但每次回过头来看，总是会有意犹未尽的地方。之前在和朱又可的一次对谈中，我曾经说过，我觉得一个作家过10年写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你可以重新写一遍，然后你有新的阅历、新的资料、新的想法、新的角度。

《陆犯焉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假如让我重新挖掘其中意犹未尽的地方，我可能会想写一本给我女儿的书。因为我的女儿从小就在国外长大，她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应该说是毫无了解，我想给她写这本书的时候，把我的家族史更多地和中国的大历史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哪怕她不读有关中国的任何一本书，但是她读完这本书，应该对中国的近代史和我们的家族会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我的《扶桑》写的也是闯荡者的故事，但假如让我现在重新写它，我是写不出当时的那种激情、那种愤怒、那种诗意了。根据我现在对华人当年在美国创业史的更深了解，又或许会写出另一个扶桑来，这样也未可知。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储藏的故事，想写的还没有写出来，这样的话，也就不再去写了。

新周刊·瓦特深度工作室出品

作者：赵皖西

封面：摄影师周鹏

校对：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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