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2(王权2幻想王国中文)

距今3800年前后，曾经异常耀眼的北方半月形地带也归于沉寂，长江流域更是毫无生机。唯有后世被称作天下之中的洛阳盆地却绽放出特别异样的光芒。不同于既往古国时代各支考古文化星光熠熠，此时一轮明月从古老的伊洛河畔升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在此时尽显王朝气象，一个崭新的都邑也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向后人诉说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传承和光辉的历史。

我们这里用中国这个词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概念。我们历史上的夏王朝也远远不及今日中国的疆域，即便东周时期所谓轴心时代的中国实际疆域也是有限。但我们的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的文化是经过上三代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并在后世不断兼容并蓄多元文明因子而一脉相承的。

二里头时期考古文化分布示意

见上图，是我们根据见诸于各个考古文献上的主要考古遗址绘制的这个时期的考古文化分布区域图。

二里头西部陇海高原区域分布着众多的齐家文化遗址，河套陕北地区是朱开沟文化，东北方燕山南北广泛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再往里，晋中北分布着白燕文化(命名不一，有称光社文化等，我们这里不做详述)。豫北冀南地区是下七垣文化的几个类型，东部散布着岳石文化的诸类型。长江下游地区依次是斗鸡台文化、点将台文化和马桥文化。峡江和四川盆地则是中堡岛、朝天嘴、三星堆等遗存。赣鄱地区这个时候也进入了我们视野，这里之后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原始瓷传统。后世的瓷都景德镇出现于此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从图上看来，二里头文化的确不是分布面积最大的，从遗址数量来看，齐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据估计有几千处考古遗址，去除两者年代较长因素，二里头这三百年期间也至少有一千多处考古遗址，比二里头文化的800处要多。

从面积来看，岳石文化有25-30万平方公里，下七垣文化是6万平方公里，二里头文化大体是18万平方公里(燕东生《海岱考古与早期文明》2019)。岳石面积虽广，但已发现考古遗址数量并不多，有300余处。除了考古力度或许不足之外，能说明什么呢？

二里头时期考古遗址分布

如上图所示，二里头文化西境在关中东部，西南方向到达丹水流域，向南已经抵达长江北岸，荆南寺和盘龙城都有比较深的二里头文化痕迹，斗鸡台文化也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深远，包括北方的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乃至夏家店下层文化，都能够看到二里头陶礼器的存在。而恰恰是东部最近的岳石文化鲜见二里头礼器的存在。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分庭抗礼？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不妨将时光向前推进一两百年，看下夏王朝的先人究竟为子孙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大禹连同伯益族群分别横扫了长江中游和下游，尤其长江中游，可谓彻底失去了元气，在二里头时代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考古遗址的存在，之后商人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接管了夏人的控制，并于此建立了盘龙城这个南方重镇，作为商王朝铜料的重要军事控制重镇。长江下游地区也大体如此，虽然斗鸡台、点将台、湖熟、马桥、钱山漾表名这里也不乏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的存在，但着实疲弱，整个长江中下游基本上都是到了西周后期，随着楚越的兴起才再现生机。

禹征三苗

大禹这一举动为其子孙打出来了这个方向几百年的安宁，让龙山时期中原族群最大的敌人，江汉三苗族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东南方向，主要是东夷族群的势力范围。西部关中地区最早是由启伐有扈完成的征服，在二里头时期，二里头联合晋西南的东下冯进一步挺近关中，将这里的客省庄人驱逐，客省庄融入了齐家文化和北方诸族群之中。启征西河不仅让夏人控制了晋西南这个铜和盐的矿产丰富地区，也同时临汾盆地成了空白地带，这里也鲜有发达的考古遗址再次出现。

由是，关中地区和临汾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区域。说明齐家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没有在西北两个方向对初生的夏王朝构成过领土威胁。从以后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的文献中我们也未见有关这两个方向的动作。与考古所见相合。

所以对于二里头文化来说，东部的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是其主要威胁，而下七垣文化早期是在北部的漳河流域，其扩张到豫北的辉卫类型也是后期的事情了。所以二里头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东部夷人。

事实上，文献上所见夏朝的主要记载也充斥着各代夏王与东夷人的来往与战争，我们上文谈过的启益之争是夏夷之间反目成仇的导火索，启死了以后，太康耽于享乐，整日狩猎，荒废朝政，被羿放逐以后，东夷人掌握了夏王朝的大权，之后寒浞窜羿以后，更是对夏王族进行了追杀。相与其子少康基本上处于流亡政权的状态，少康利用其母族势力(有湣氏)反杀了寒浞，夏王朝得以中兴，而其母族也是东夷人。夏夷的联姻关系颇似姬周的关系。而夏人无疑还是占据着上位，也就是说，夏夷的联盟在少康之后一直维持着主从的关系。

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下，相时期征黄夷、少康时期方夷来宾、芬三年九夷来御、荒即位与九夷东狩于海、泄二十一年任命了多个夷族首领、发即位的时候诸夷宾于王门并献舞

夏代世系

如上图所示，13代夏王，有7代夏王与东夷人的交往见于文献，直至末代夏王桀的上一代发，诸夷还是臣服状态。

按照考古所见，二里头文化等级是很森严的，二里头遗址毫无疑问处于最高等级，不仅有多座大型宫殿、井字形大道、居中的礼制、青铜礼器墓葬、官营青铜作坊、绿松石作坊这些均不见于其他遗址，同时城址规模也等级分明，学者考证二里头文化为清晰的四级聚落，二里岗为三级(见陈国梁先生文章)，二里头时期不仅二里头文化所处区域没有可以企及二里头的遗址存在，其他各个文化区均不存在这样的考古遗址。唯一几座中大型遗址均在二里头文化区内，如50万平米的大师姑和170万平米的望京楼，均是高墙深壕，属于夏王機地区军事重镇。而恰恰防守的方向是东部，其防御的人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里头防守重镇

而同时期岳石文化虽然分布范围广大，但并未发现中心类的遗址，更不要说城址了，其实也很好理解，这说明此时东夷并非一个统一的政体，文献上所谓的九夷也说明此时东夷族群是分出来多个族群的。这些族群实际上为了得到夏王朝的支持各显神通，所以才有了夏王与不同夷族进行交往的记载，而不是每次都是与所有夷族交往。

那么其他文化区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觉得很有可能，考古上无论齐家文化还是朱开沟夏家店这几个相对广阔的考古文化也未见大型中心遗址的存在，由于我国文献以中原为核心，所以周边地区未见记载罢了，我们知道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尚书》有禹贡一篇，记载了禹分九州及各州情况与上贡物产等事件。这些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以禹迹之广和大禹南征北战的记载来看，禹时代已经有了天下观，而禹将天下之中定在河洛地区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武王伐纣时候在此求有夏之中的原因，同时被周公立杆测影所佐证。

二里头时期内外服示意

禹贡九州与夏代内外服

此时是否形成了《禹贡》所述的五服体系我们不敢肯定，但内外服肯定是存在的，如上图所示。红色圈内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分布区，第一道黑圈是夏王朝政治势力完全可以掌控的区域，这个区域里除了东方的岳石文化诸夷势力较强，其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威胁到夏王朝的考古文化。所以我们认为第一道黑圈事实上是这个时期“中国”的实际版图，这个区域应该能够是夏王朝统一管理范围。至于二里头文化，只不过是夏后氏及其宗族的文化而已。

外围这道黑圈中，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蜀地考古文化(按照目前考古认识，此时为宝墩和三星堆之间的过渡期文化，可称为鱼凫村文化)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学界多位学者对此有过分析梳理，我们不做详述)。外围这个区域属于外服方国区域，同样也存在着与中央王朝的贡赋体系，不过没有那么紧密罢了。

这就是二里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广域王权特征，实在太清晰不过了。

我们再看下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展现出来的资源控制情况(限于篇幅，其他都城特性我们此前多有讲述，这里不赘述了)

由上图可见，铜、盐、绿松石、白陶、漆木这些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资源来自四面八方，而在二里头遗址的官营手工作坊进行加工，生产出来大量代表了王朝统治的礼器。这些礼器被中央王朝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我们无论在岳石文化还是其他各个文化中未见青铜礼器的存在，而不乏各类青铜饰品和兵器等器物。这是王朝统治者对话语权的掌控，被后世商周王朝以多种方式继承。

夏人之所以将王国中心从嵩山南的登封地区逐渐北移至新砦，最后落在伊洛盆地的二里头，原因是多方面的，防御重心的转变和环境的变迁应该是主要原因。环境考古所见，在龙山晚期，伊洛河交汇点西移至今天二里头遗址的西面，这样这里出现了大面积的冲积平原，水土丰美的洛阳盆地非常适合人类定居。这里北倚邙山黄河，西靠秦岭余脉熊耳山，南面是嵩山洛河，东西两侧通道易守难攻，山河之险形成了一个不用筑城的庞大区域。仅洛阳盆地一隅就发现有200多处二里头时期的考古遗址，这里的繁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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