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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4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原子城遗址。原子城建于1958年，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2001年，青海原子城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1月，原子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人民视觉供图（资料图片）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习近平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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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两弹一星”的大名：核弹、导弹、东方红一号卫星。它们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儿。

1960年11月，东风一号导弹在西北大漠发射成功，这枚“争气弹”终结了外国专家“没有我们的帮助，中国的导弹上不了天”的论断。

1964年10月，荒漠戈壁再次书写传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8个月之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速度之快震惊世界——美国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用了7年零3个月。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正是它将同名乐曲带上太空，响彻寰宇，天外飞来的中国乐音，第一次传到了全世界。至此，不到21岁的新中国，集齐“两弹一星”立国重器，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位于西北大漠弱水河畔的东风航天城，至今依旧保留着“两弹结合”试验阵地旧址、“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塔架。这里见证了一个个传奇的诞生，更孕育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每每有人造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讲解员李琼都会讲起一箩筐的传奇故事，“也许我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可是，我们能看见，那一枚枚火箭直冲云霄的样子，那一颗颗卫星遨游太空的样子，那一次次成功后中国人挺直腰杆的样子！”

自力更生是唯一选择

“弱水河畔扎营房，天当帐篷地当床。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当干粮……”这是李琼常挂在嘴边的一首打油诗，也是“两弹一星”研制初期，我国荒漠戈壁滩上白手起家的真实写照。

百里荒漠，只有零星几棵遒劲的红柳。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就是在这里，开启了中国巨龙的腾飞之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列强对我国实施封锁制裁和威慑讹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伟大决策。毛泽东同志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随后，中国人走上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

“这与其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清晰认知之上的主动战略抉择。”85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弹道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说，早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聂荣臻元帅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该院建院方针，并强调我们不排除在互利原则下的外援，但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1978年，被称作“中国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率领代表团赴美国参观访问，美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明确地告诉他：“氢氧发动机是美国国家技术机密，不能看，也不能谈。”

去日本时，他也被告知“H-2火箭不能与中国谈合作或交流”，在欧洲也有类似的“遭遇”。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任新民颇为感慨地写道：“这充分说明：你技术没到那一水平，人家是不会与你交流合作的。到后来我们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了，日本人和法国人主动找上门来，研讨氢氧发动机问题。”

后来，美国宇航专家在参观中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时，对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技术感到十分惊讶和新鲜，不禁赞叹：“中国人搞的有特色，也很巧妙。”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感慨，在各种技术、设备、资料受到国外种种限制的年代，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人唯一的选择。

“我们现在经常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历史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航天技术作为战略性高科技，真靠别人帮忙是靠不住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主动权。”龙乐豪说。

因为热爱而义无反顾

坐落于北京东高地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之一。我国第一枚“争气弹”就诞生于此。

余梦伦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他告诉记者，1960年，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国航天人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条件下，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最终研制出东风一号导弹。

说起“两弹一星”精神，余梦伦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热爱祖国”，他说，曾有6位“两弹一星”元勋在一院工作过，分别是姚桐斌、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他们正是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两弹一星”的事业之中。

1955年，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帮助下，回到祖国。在登上回国的邮轮时，他说出了自己回国的初心：“要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们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后来，他的愿望在西北大漠一一实现。至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还保留着钱学森穿过的一件大衣，那是他在我国东风三号导弹首次发射任务时所穿的大衣。

在李琼看来，这件看似普通的大衣，见证了新中国不畏强权、自主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激情岁月，这是老一辈航天人用来取暖驱寒的大衣，也是为新中国航天事业遮风蔽雨的功勋衣。

在“两弹一星”研制出来后，钱学森感慨不已：“如果当时不下那个决心，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导弹，也没有人造卫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像今天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吗？”

“这也是60多年来，一代代航天人投身航天事业最本真的情怀和追求。”余梦伦说。

1957年，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姚桐斌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与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回国后，他服从分配，从事航天材料研究。

有同事问他：为何不去高等院校当教授或去研究机构做研究员？他回答：“我回来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跟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谈及“两弹一星”精神，总会讲起一段往事。

1933年，他出生于大连，那时的大连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戚发轫读小学时，日本孩子随便用任意一个理由就能欺负他，每天他还要被迫“向东京三鞠躬”、练习拼刺刀等，更有可能被奴化成“皇军”，到战场上和中国人打仗。

“所以，当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时，就自发地爱上了自己的国家，不想再看到国家落后挨打。”戚发轫说。

他说，1999年国家提出“两弹一星”精神，特别加入了“热爱祖国”的表述，就是希望年轻的航天人可以真正理解爱国精神，为国家的航天发展作出贡献。

大力协同背后的无名英雄

义无反顾地加入“两弹一星”研制和试验大军的，不只有鼎鼎大名的科学家，更有数以十万计的无名英雄。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三根锈迹斑斑的铁轨。这三根铁轨，长短、高低各不相同，它们产自英国、波兰等不同国家。

李琼解释，这些铁轨是清政府时期西方列强在中国留下的旧铁轨。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物资匮乏，它们就被用在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运送人员物资的唯一一条生命线——清绿铁路上，由此得名“万国轨”。

铁路沿线，有很多小的点号（即值班点——记者注），四周是连绵不断、高低起伏的沙丘，偶尔可见的几株骆驼刺，成了唯一能给戈壁增添几分生机的事物。李琼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是点号最常见的场景，可是风沙来了人不怕，怕的是风沙掩埋铁路，因为这条铁路运送的，正是火箭和卫星。

面对这动辄就“沙”气腾腾堵到家门口的“敌人”，战士们说：“‌狂风可卷千堆雪，壮士能抵万顷沙！”他们清沙巡道维护线路，一丝一毫不敢马虎。

李琼说，每一名来到点号的新兵，首先学会的就是扒沙。手套被磨破无数双，血泡被磨出了无数个，手上的老茧长了无数层。而中暑晕倒在线路旁的战士，吃一只雪糕都成了奢望。

一次，一位将军到70公里点号视察时，看到战士们粗糙的双手，不禁潸然泪下。这群只有十七八岁的孩子，还满脸稚气，却有着一双双七八十岁老人般的手，粗糙无比。

但就是这样一群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和他们守望的铁轨，成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从起步走向辉煌的最近见证者。

“这就是‘两弹一星’的大力协同精神，协同攻坚的大局意识是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每一个航天人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余梦伦说。

他至今记得，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前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追“星”行动。

当时，无线电技术不成熟，任务通讯只能靠长途电话线，60万民兵出动保护电线杆。影像记录了这一场景：沿途每根电线杆下，都笔直地站立着持枪的战士和民兵。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卫星发射那天，全国近六成的通信线路被调用。

后来，协同攻坚也成为中国航天一个优良传统。现在被人们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的身上就有40多万个零部件，是来自全国1200多家单位的贡献。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两弹结合”试验阵地旧址，仍然保留着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地下控制室。室内，“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

这里见证了我国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本土进行的核导弹试验。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外国人嘲笑我国造不出运载工具，讥讽我们“有弹没枪”。1966年，我国着手进行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打靶试验。

执行此次任务的地下控制室，是一个距离发射台只有100多米左右的水泥掩体，这是发射时最危险的地方，倘若发射失败，原子弹在阵地爆炸，这里将荡然无存。

最后，任务指挥部挑选了7个人执行任务。7位同志心里都很清楚万一失败意味着什么。出于保密的原因，他们用种种婉转的说法，向家人作了最后交待，毅然奔赴发射阵地。

那一天是1966年10月27日，他们七人被后人称为“阵地七勇士”。当天，从这里腾空而起的核导弹，在千里外炸出直冲天际的蘑菇云，标志着中国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

50多年过去，七勇士中已经有人陆续离世，他们的骨灰被安葬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有人说，这片陵园就是东风航天人的精神高地和力量源泉。如今的航天人也形成一个传统，每次重大发射前，任务参试人员都要步入陵园，向先烈致敬。

陵园中，安葬着一位名叫王来的战士。

一次大型试验任务之后，剩余液氧不慎爆燃。抢救完战友和装备，年仅24岁的王来身上着了火。

身边就是战友和加注车，怎么办？当更多战友要向他冲来时，王来大吼一声：“别过来！”他便转身向戈壁滩跑去，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

从此，戈壁滩上38个脚印的故事流传开来。

多年之后，每当这片土地上再次迎来任务成功的消息，总有熟悉这个故事的人感慨：王来走了，只在戈壁滩的沙砾上留下了脚印。可谁又能说，在火箭腾空的熊熊烈焰中，看不到那属于青春的闪光身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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