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冲突太平洋航母(航母战斗机游戏单机版)

1954年7月23日，隶属英国国泰航空的一架DC-4“空中霸王”客机，在海南岛三亚以东被解放军空军击落。

事发之后，英、法、美三国都迅速参与到了救援工作当中。该客机迫降到水面上后，机组成员放上充气式救生艇，开始营救乘客，并发出求救信号。

法国的反应最快，他们从越南岘港派出一架PB4Y－2型海上巡逻机赶到了事发海域。香港的英军也派出飞机赶去，包括多架水上飞机。

可由于当时海面上风大浪急，浪高近五米，英军水上飞机在现场盘旋了近两小时却无法降落，只得向美军求救。

而美国的水上飞机在技术上显然更胜一筹，他们派遣了HU-16水上飞机，靠近失事海域。这架水上飞机盘旋半小时后成功降落，并救起了所有生还者（10人死亡8人受伤）。

欢迎来到猫爷的渔场，今天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段鲜为人知的“空战密事”——7·26中美海南空战。

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像以往一样，长按点赞支持猫爷，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奉献更加精彩的内容！

如果大家时常关注国际新闻的话，应该会时不时的听到某国客机在某海域或某空域被战斗机甚至是当地的防空火力击落。

在我们看来，仿佛已经屡见不鲜了，并且相信我国空军是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乌龙的。

但在1954年7月23日，中国空军却把一架英国客机给击落了。

该客机被击落后，英美两国都很快做出了反应：7月24日，英国驻华首任代办杜维廉，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指责民航客机被无辜击落。

也就在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宣布为救援民航机，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菲律宾海号及大黄蜂号抵达海南岛附近。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公开表明，若美军受到威胁，将会立即采取武力行动。

在知道了确实是误击后，中国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照会英国，对该事件“深表遗憾”，对伤亡者及其亲属表示同情和慰问，并承诺会给以适当的抚恤和赔偿。

那么，我军当时为什么会把一架客机看成军用飞机？飞行员在行动前又是否得到了上级的明确指示和允许？

最重要的是，中英双方尚处在“温和的洽谈”当中时，美国的反应却比英国大得多，并在7月26日向我军采取了“军事行动”，这就很难不让人生疑了。

问题需要一个个解决。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的空中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能够升空的飞机总共才119架，其中还有大量的通讯机、教练机、运输机。

实际上能够作战的飞机寥寥无几，只能勉强保卫几处首都要地，这就导致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有空无防”。

包括对面和美国在内的敌对势力经常派飞机深入我国内地有恃无恐地搞侦察。我们却毫无办法，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干瞪眼（那个时候包括山东等地在内都会出现敌机在空中盘旋）。

虽然我国此后从苏联不断购买和引进先进战机和先进的防空导弹，使我们的国土防空情况不断改善，入侵我国的领空的敌对势力飞机数量不断减少。

但是在我国的周边海域，仍面临着严重的防空压力。为此飞行员们总是疲于奔命。

又因为敌人的飞机常常都是经过伪装加工的，甚至抹掉标识伪装成客机搞侦察。

加上双方还处在敌对状态，局势本就紧张，因此遇到对面战机根本也就不需要打报告，直接击落就可以了。

C-54

其次，当时英国的这架客机编号DC-4，是由美国的军用运输机C-54改装而来（这种改装在当时不是个例），整个二战期间C-54一共生产了1162架，战争结束后又转而生产民用版的DC-4。

而作为军用剩余物资的C-54，被大量改成了民用机，这就导致我军在识别的时候难度很大。

而且在这次“海南空难”发生之前，已有前车之鉴：1952年4月和1953年10月，一架法国的DC-4和一架瑞典的C-54都被他国的战斗机误认而将其击落。

最后，由于当时我们的空军起步不久，我国在处理外国军机上的程序并不成熟，并且当时执行任务的拉-11战机部队是从广州紧急抽调过来的，并未进行相关涉外法律的培训，最终才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杜勒斯

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杜勒斯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7月25日上午（美国时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逐级给美国军方的领导人们打电话，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

他首先询问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打听下达给派往事发地域的航母的指令是什么，雷德福告诉他指令是“自卫”，不要进行可能使其进入中国领空的“穷追”。

杜勒斯则认为，应当允许“穷追”，即使这的确会闯入中国领空，但雷德福告诉杜勒斯，指令是由国防部长威尔逊下达的，他不能改变。

接着杜勒斯就劝说威尔逊接受其观点，但威尔逊的态度是没有总统的授权就不打算改变指令。

艾森豪威尔

眼看劝说不成，杜勒斯决定直接致电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并不想让美国在该事件中卷入的太深，并对美国空军贸然进入中国领空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杜勒斯很快领会到了总统的意思，随即话锋一转，表示“我们至少应给予航母更大的行动权限，特别是当航母受到来自中方的敌意的时候，必须将这种敌意赶走，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侵犯了中国领空”。

最终，艾森豪威尔接受了杜勒斯的看法，认为应指示在该地的美国飞机与军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自卫”，而且倘若在公海出现针对美国飞机或船只的敌意示威，就不排除进入中国领空的追击。

正是由于杜勒斯的劝说，才有了中美在7月26日发生空战的可能。

可当我们想去探究7·26空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却发现，（国内）后世的许多媒体、报刊的记载往往是含糊其辞、云里雾里，而且还都出现了多处史实错误，如将“博鳌岛”写成“北鳖岛”，大洲岛写成大州岛，把飞机“架次”和“架”混为一谈。

其描述手法更是五花八门，甚至写的跟武侠小说一样。而我们的官方刊物和文件又对7·26空战的具体内容描述极为简略甚至干脆不提。

因此，我们需要先参考的是美方文件对此事的描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29日的简报上，对此事是这样描述的：7月26日，正在(“霸王号”客机失事的)广大区域进行搜寻的美国舰载轰炸机与中国的螺旋桨战机发生冲突。

美国飞机在海南岛外6英里处对2艘波兰货船与一艘中国的护航炮艇进行飞临拍照后，护航炮艇显然发出了呼救信号，于是中国的战机在25分钟后赶到。

美军飞机遭到2架中国螺旋桨飞机的追击，在离岸15英里处，美机开火。美机当场击落一架中国飞机，另一架中国飞机在美机追击途中被击落于海南近海。

7月31日，美国第一舰队司令菲利普斯在马尼拉向新闻记者讲述了7·26空战的具体过程（比简报更为详细）：“当美海军飞机搜寻(失事客机)可能的幸存者时，两架中共拉式飞机从距海南万泉河口东15英里处攻击一群搜寻飞机。

中共飞机从海上几乎正面平飞冲入，攻击由乔治·邓肯率领的3架搜寻飞机。邓肯警告其飞行中队，指挥其稍微俯冲，这使中国飞机越过了目标。

11架从“菲律宾海号”航母起飞的“AD空中袭击者”战机正在搜索巡逻。2架F4U战机为搜索飞机打掩护，另外3架空中袭击者担任通讯中继联络。

2名飞行员对其中一架中国飞机予以射击，后者急速旋转着坠入海中。第二架中国飞机开始向海面下降，8架空中袭击者从四面八方追击并开炮，全部命中……战斗发生在距海南海岸约14.5英里处。

空战结束后不久，大约在战机被击落处以南3英里，为2艘波兰商船护航的一艘中共炮艇向空战后正恢复编队的美军战机开火，美机未予回击。”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解读出个八九分了。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报还是菲利普斯的口述，均未提及中方是否向美军飞机开火，只是说中方的飞机有“追击”“飞入”等动作，而美军飞机却实实在在的击落了我军两架战斗机，并且他们也承认了对“中方护航的船只”的拍照和侦查行为（这已经是越界行为了）。

且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政策方向来看，中国空军贸然向美军开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年轻的中国空军不可能是美国空军的对手，主动向美国战机挑衅基本属于“失智”行为。

其次，当时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军纪、军令也不允许中国军队主动寻衅滋事。

1954年6月2日，在副总参谋长粟裕对华东军区关于美国军舰飞机在中国领海附近挑衅一事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针对华南沿海地区的护航问题，毛泽东同志又于同年7月23日对《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指示》稿作了修改。

他要求：“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军抢劫行为……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最后，中方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7月27日就美军战机击落中国巡逻机一事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声称这是“美帝国主义的又一次无法无天的侵略暴行！”。

正是由于我方的严格克制，绝不将事态“扩大化”，一手策划这次军事报复行动的杜勒斯也只能见好就收。

7月28日，杜勒斯致信英国外相艾登，称“由于你的机密情报，我已要求航母撤出事发地域，尽管这最初显然是合理的，但如果继续呆在那里，似乎就是故意挑衅”。

于是美国航母编队在29日停止了所谓的搜寻活动，30日驶离海南附近海面，这场濒于战争边缘的危机宣告结束。

参考文献：

《中国空军作战秘闻 1949——1969》王守锦

《一代天骄——新中国空军实战录》黄裕冲

《中国空军战史》王叶红 李树山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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