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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10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应邀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考史与释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读业师黄永年先生《唐代史事考释》”为题讲演，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讲稿。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进行学术交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南岛，感谢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谢谢大家。

隋丽娟老师让我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希望我能选择一部20世纪中国史研究名著，和大家谈谈我学习和利用的体会。

我自己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地理学。同时，由于研究的需要，作为必备的基础，还花费很多精力研习过包括版本学和目录学在内的历史文献学知识。按理说，和大家讲讲这方面的著述，似乎要更合适一些。但考虑到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对于我们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来说要显得稍微偏僻一些，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谈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方面的名著，这就是我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论文集《唐代史事考释》。

《唐代史事考释》封面和封底

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政治史始终是一个最最核心的领域。不过同样是做古代政治史研究，不同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着眼点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也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我想，学者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应该是让大家贴近历史，而不是望而生厌远离它。因此，一项好的研究，应该好看，应该让人爱看。黄永年先生的政治史研究，给大多数读者的突出感受，就是好看。所以我才想和大家说说黄永年先生这部书。

不过黄永年先生这部文集内容很多，今天在这里无法做全面的阐述。汪荣祖先生评述这部文集的性质说，书中“各篇文章在时序与内容上，相互贯通，自成体系，不啻是一部唐代政治史专题研究”（见《唐代史事考释》卷首汪氏《黄永年及其唐史研究》一文）。由于《唐代史事考释》的主体和骨干是唐代政治史，所以下面我就选取书中前三篇论述唐初政治的文章作为例证，来和大家交流我的学习体会。这三篇文章是：《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李绩与山东》。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史事考释》是在1998年出版的，这正符合20世纪这个时间段。黄永年先生后来于2004年又出版了一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其唐初部分就是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主而又有所汇通衍化，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也会更好看。下面我讲述的内容，也会结合业师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这部书中的一些说法。

一、史事考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

多少读过一点儿黄永年先生研究著述的人都会清楚，业师治史，特别注重运用考据的方法。历史研究中的考据方法，不外乎考辨甄别互不同以及谬误错讹的文献记载，或是厘清论定扑朔迷离的史事。

按照学术圈外那些市井百姓的想法，你要是告诉他，所谓考据就是干这事儿的，我估计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赞同：要想把历史研究这活儿当个活儿做，不管是谁，都必须先做好考据的工作。总得把事儿先弄清楚吧，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不然的话，不管看着有多么富丽堂皇，也只是空中楼阁，当不得真。

然而在学术界内部，情况却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多学者，他们喜欢优先考虑用什么样一种特定的范式，或是某种先验的程序，来解读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并且以为只有这样看待历史，其眼光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其评判才会有厚重的味道。用现在大家常讲的一句大白话来说——这样才高大上。

胡适之先生论治学方法，讲过一句看似很简单、却堪称一语中的的话，这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我看来，这些在下手之先就已经横陈胸臆的既有研究范式或解读程序，好看是好看，好听也是好听，所以尽管“大胆假设”；但它究竟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在未经“小心求证”之前，可还真不大好说。胡适之先生讲的这种“小心求证”的途径，不是别的，就是考据。

从1982春在陕西师大初谒黄永年先生时起，到2007年初他老人家离世，德勇随侍先生，求教问学，前后25个年头。不过先生传授给德勇的，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独家秘诀。在治学方法方面，先师同德勇反复讲述最多的就这两个字——考据，或谓之曰“考证”，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唐代史事考释》，其通篇上下所贯穿的研究方法，就是考据。谈起“考据”这个词儿，学历史的谁都知道个大概，不过更多的人只是把它看作是考订某些具体环节的手段，或是孤立地考辨某些无关宏旨的细琐事项，就好像是随车工具箱里解决不期而遇麻烦用的贴身家伙。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向大家特别强调的学习心得是——考据绝不仅仅是这样的改锥、扳手，而是每一项历史研究赖以起步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让学术的车轮始终保持正确走向的方向盘。

基于某种特定的范式或是先验的程序来解析历史现象，这样的做法，是伴随着现代史学的发展而日益兴盛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历史学者们往往更喜欢借用西方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源自西方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推进作用十分显著，甚至可以说相当巨大。譬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一种西方社会学科理论。

在唐代政治史研究领域，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之外，还有两大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学者贯穿始终的研究轨辙。这两大范式的具体内容，一是“关陇山东之争”，二是“世族庶族之争”。直到此时此刻，唐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谈起唐代的政治斗争来，依然还是这一套。

“关陇山东之争”的“关陇”，出自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乃谓西魏北周时期，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关陇集团”，采取“关中本位政策”以治理国家——即其高层核心统治者均出身于潼关以西地区，而这一统治集团至唐代初年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武周时期，因女皇武曌之“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并使其走向分崩堕落，“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所谓“关陇山东之争”，指的就是此关陇集团中人同潼关以东黄河中下游区域统治阶层人士的权力争斗（“山东”之称源自崤山之东）。

“世族庶族之争”的“世族”，亦称“高门望族”或“右姓”。所谓“门阀”一语，很大程度上也可与之做同义置换。大体上是指因几代仕宦而积累有一定声望权势的地主家族，没有这种资历的地主家族，就成为庶族。但由二者的区别就可以看出，世族与庶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上上下下波动不已。旧的世族会转趋没落，新的世族则会随时代之而起，只是旧有的世族为了保有自己的尊荣而不愿意轻易承认新生的世族。

在《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中，业师黄永年先生脱离贯穿于唐代政治史、当然也是前贤时彦研究唐初政治时惯行遵用的上述两大轨辙，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前提，客观分析相关的记载，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切入点，真切复原高祖李渊、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以及秦王李世民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政治斗争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些政治斗争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且指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简单地说，权力，就是权力，也只有权力。这并不是需要用什么特别的理论来阐释的稀罕事儿，实在平常得很。若是把眼光更拓展一些，通观整个唐朝的历史，这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是所谓“党争”，性质都是如此。形象地讲，就是狗咬狗，一嘴毛。

这就是黄永年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史的总体认识。历史的真实情况，就那么摆在那里，研究者实事求是地考释、解析其具体过程就是了，根本没有必要罔顾眼前的事实而求之过深，思之过远，当然更没有必要故作高深。实事求是的研究不仅会比某些看似高深的认识更加可靠，在学术史上也会更有生命力。

研究历史问题，当然不能只管自说自话而对既有的通行认知置之不理，不破不立。在《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文中，黄永年先生运用考据的方法，首先辨析这些政治斗争“是不是反映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继之再考辨这些政治派系的斗争“是否分别代表了庶族地主和世族地主的利益”？方法简简单单，平平常常，就是一一核实各个派系核心成员的籍贯和家族状况，得出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全新的认识就出来了。

证据平实可靠，结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同“关陇山东之争”和“世族庶族之争”这两项因素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那些俨乎其俨的治史范式，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转瞬之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就把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重又置放到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史事考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基于这一实例，窃以为这种考据的方法，也应该是学者们从事历史研究的起点。由此出发，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

二、考证代表性史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如前所述，所谓“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著名论断，如果只是根据统计的结果来认识相关核心政治人物籍贯所在的地点，以此来论证特定时期的政治运作是否存在基于“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有些人或许觉得过于简单，至少会觉得这太过干瘪，有欠丰满。

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举述具有代表性的史事，有时会显得更加生动，内涵也会更加丰富。

我们大家在阅读《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之后，若是再去读《唐代史事考释》中收录的《李绩与山东》这篇文章，就会看到，业师黄永年先生把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李绩这个“山东”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唐初政坛上的地位和际遇。

如前所述，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那种基于“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直至武周时期方始解体，而最终在玄宗时期彻底毁坏无存。然而黄永年先生针对此说做过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中设有《关陇集团始末》一章），论证的方法，同样还是把相关史事一一付诸考证。情况本来并不复杂，只要作者摒除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只要读者解除迷信和崇拜造成的桎梏，平视摆在自己面前的每一项学术观点，就不难做出合乎实际的评判。

黄永年先生的考证表明，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集团”在由周入隋之后即开始解体，至唐代初年则已完全消逝不存。

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结论。须知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之说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全书系由上、中、下三篇构成，其“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说是此书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的核心观点和最终结论，即陈寅恪先生所说“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而此书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又是在上篇的基础上展开的。

显而易见，黄永年先生这一新看法，等于毁掉了陈寅恪先生这部书很大一部分内容的价值，而且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这部书的核心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部书也是伟大的陈寅恪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陈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这样的情况，自然会愈加彰显先师新说的价值。

如此重大的命题，不宜仅仅依赖面上的考释来立论，还需解析关键性或者说是标志性的点，这样才能使整个论证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也更为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李绩与山东》一文，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李绩与山东》这篇文章，论述的是李绩这个人同山东地区的关系。

李绩和李靖，是李唐王朝开国时期位置最高、名声最响的两员大将。一般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名声和地位都是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而获得。然而黄永年先生却考述其一生的军事经历说：

大业十二年他参与围歼张须陁之役，但指挥者是李密。大业十三年他随李密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互有胜负。同年他驻守黎阳仓，曾击退宇文化及的进攻，但武德二年投唐后黎阳仓即被窦宪德攻陷，他力屈请降。武德三年他自拔归长安，四年随秦王李世民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但统帅是李世民，分兵围王世充的主将是齐王元吉，他只算辅佐。同年他任黎州总管，刘黑闼起兵，他弃城走保洺州，在黑闼追击下仅以身免。武德五年平徐圆朗之役，李世民是统帅，他和淮安王神通均属李世民麾下，武德七年擒辅公佑之役，赵郡王孝恭是元帅，李靖是负实际责任的副帅，他只是受孝恭、李靖节度的七总管之一。从武德八年到贞观十四年，他一直在并州防御突厥，能做到“塞垣安静”，但贞观四年大破突厥主要是李靖的功劳，他仍只起配合作用。要到贞观十五年任朔州行军总管打败薛延陀，才算独当一面充当大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但更大的贞观十八年进攻高丽的战役则仍由太宗李世民亲自出马，他只在太宗统帅之下担任辽东道行军总管，与指挥舟师的平壤道行军总管张亮并列。以后高宗乾封元年破灭高丽之役才由他以辽东道大总管为统帅。

考史释史的工作，在很多时候，就这么简单，把李绩参与和指挥的重大战役一件件摆出来，结论自然也就出来了：“李绩的战绩确难比美李靖”。唐太宗李世民评陟其军事才能，不过是“不能大胜，亦不大败”而已（《旧唐书·薛万彻传》），而黄永年先生认为这“实际上只算是个中上的评语”（其实我们看他面对窦建德力屈请降，面对刘黑闼弃城逃窜，这都称得上是惨败了，绝非“亦不大败”）。

然而，在另一方面，李绩不仅与李靖一样名列凌烟阁，唐太宗李世民还高调赞扬他们二人的军事才能“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贞观政要·任贤》）。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李绩的军事才能远不足以与李靖并比，那么，当朝的皇帝又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且如此刻意抬高他呢？先师以为这“应该别有缘故”。

个中缘故，就是经过有隋一代的消解，至唐代初年，西魏北周以来的所谓“关陇集团”业已彻底湮灭，李渊父子不仅再也没有施行“关中本位政策”，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积极网络山东地区的各色人材，特别是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

李渊父子这么做，原因有二：一者惟才是举，不再偏倚关陇人士；二者利用地方实力人物的影响，以笼络山东地区的人心，稳定社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上面这两项因素中，前者同“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息息相关，需要先在这里再稍加解释。

当年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用以说明唐代政治活动的历史渊源，即隋至唐初的统治者依样继承了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集团”和基于这一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因素，构成了唐前期朝政的基本脉络。因而不难理解，若如业师黄永年先生所讲的那样，“关陇集团”在隋朝即告解体，迄至李唐之初便已荡然无存，那么，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这些观念，基本上也就等于啥也没说，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实质意义了。

为什么呢？陈寅恪先生提出此说，若是意在解析西魏北周的历史，那么，特地提出“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尽管时至今日依然“完全正确”（语出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见先生自选集《文史探微》卷首），可这却等于讲了只有傻瓜才会讲的大实话——如同黄永年先生在《论武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文中所讲的那样：

西魏北周所统治的只有关中以及陇西（后来加进剑南）这点地区，过黄河出函谷关便是东魏北齐的版图，长江中下游更是南朝梁陈的辖区，你要用山东人，山东人也不为你所用。所以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只能是所谓“关陇集团”，执行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这么一清二楚、不言自明的事实，伟大的陈寅恪先生怎么会煞有介事地当回事儿讲？因为他意不在此，而在于用以解析唐代前期的历史。

只有明了这些情况，才能更好地理解业师黄永年先生解析“李绩与山东”这一命题的学术意义，即借此充分论定杨隋时期业已解体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自大唐开基立国之初就已经不再存在，这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陈寅恪先生解析唐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是彻底毁掉了陈寅恪先生认识唐代历史的一条基本轨辙。用黄永年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所谓“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见先生自选集《文史探微》卷首），意义当然十分重大。

李绩原名徐世绩，本来是隋东郡离狐县人，隋末徙居同郡卫南县（案两《唐书》本传俱云绩系“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此乃据唐朝州县而言，于隋，离狐、卫南俱属东郡，见《隋书·地理志》）。他不仅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而且“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属”（《旧唐书·李绩传》），可谓既饶有资财，家中实力雄厚，又“乐善好施”，颇喜收买人心，结交江湖豪杰，自然是当地卓有声望的人物。杨隋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同郡韦城人翟让依据瓦岗之地率众为盗，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军”。翟让起事后徐世绩当即身往从之，成为“瓦岗军”主要奠基人之一。世绩字懋公，或亦书作“茂功”，《说唐演义》中瓦岗寨的狗头军师“徐茂功”，就是以他为原型创造的。徐世绩后审时度势，怂恿翟让一同尊奉李密为主，而他也很快跃升为瓦岗军中独当一面的二号实权人物，据守与其东郡家乡一河之隔的天下第一等重要粮库黎阳仓。

正是基于这些缘由，当徐世绩后来率众投靠李渊时，才被赐姓李氏，更名为李世绩。至高宗永徽年间，始为回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单名绩焉（《旧唐书·李绩传》）。

前面我说李渊父子积极笼络像李绩这样的山东人物，其第二项原因，是为了利用地方实力人物的声名，以影响山东地区的民心和政治意向，以更好地控制山东社会。其实我们了解到李绩的地位和分量，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实力”二字是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领袖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都要大力争取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需要阐发，也没有什么匿而不显的史事需要索隐发微。

进一步深入追究，可以看到，李渊父子利用李绩的威望以影响、罗致山东人士，以示其惟才是举，不再偏倚关陇人士，这一举措更为深远的背景，是关陇地区同山东诸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差距。

晚近以来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成王败寇”式历史观，总是谀颂武力征战中的胜利者代表着人类先进的发展方向。在这些人看来，所谓优胜劣汰，乃意味着历史的实际状况便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必然结果。针对这一普遍性观点，黄永年先生则在通观历史大势后指出，在冷兵器时代，恰恰是野蛮征服文明，落后湮灭先进，往往屡见不鲜。譬如金灭北宋、元灭南宋，还有清兵灭明，就都是这样。与此性质相同，周人自关中发兵灭掉殷商，秦人以关中兴兵吞并六国，北周依托关中荡平北齐，也都是赖其凶残嗜杀的野性来毁除更高的文明（请参看业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

本着这样的认识来看待“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问题，黄永年先生在《李绩与山东》一文中指出：

唐继承隋和北周，这几个朝代都建都长安，以关中地区为重心。但关中地区从商周以来就一直赶不上山东地区的富庶，文化也远不如山东地区发达，所以要统治中国非掌握山东的物资、吸收山东的人材不可。北周武帝乘北齐衰乱花了很大气力并吞山东地区，隋代就大批吸收山东人参与政权，出现“朝廷之内多山东人”（《旧唐书·韦云起传》）的现象。

黄永年先生论证所谓“关陇集团”在入隋之后即开始解体，就是基于这样的地域文化基础，唐初李渊父子步隋人之后继续罗致山东地区的人才入其彀中，也是基于同样的地域文化现状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其优渥对待山东地区的代表性人物李绩，不过是为实现这一人才战略树立一个醒目的标杆而已。

通过以上论述大家可以看到，业师黄永年先生考证清楚李绩身后的浓重背景，阐明这一代表性史事的丰富内涵，让我们得以窥一斑而识全豹，为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偏恃新史料不是历史考据的正途

谈到历史考据，很多潮味儿十足的新派学者是颇为不以为然的。这些人以为考据就是简单地比较一下甲材料和乙材料，做个此是彼非的判断。其难度，主要是广泛搜集各项相关的材料以对比异同；而在古代众多学者、特别是清代乾嘉学者已经做过的高水平考证的基础上，要想获得新的突破，其要义，便是傅斯年先生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么，傅斯年先生到底想要找些什么东西呢？他是要找到同传世基本文献记载不同的新东西，这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新史料，而对于这些不遗余力地搜寻新史料的学人们来说，心中往往都怀揣着一个不言自明的研究指向——这就是借助新史料来修正、以至彻底推翻前辈学者依据传世基本文献而得出的认识。

尽管这样的归纳概括或许会稍显片面，但我相信，这至少能够切中当代中国史学界很大一部分学者的心思。问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更清楚、更具体地讲，作为史事考据的基本方法，若是把这样的趋向定作基本的取向，它是不是合理呢？

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一种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而在我看来，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都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也是人文研究同自然学科研究以及社会学科研究的一项重大差别。

所谓个性化特征，也就是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可是这种因人而异，歧异的只是你喜不喜欢考据的方法，是不是重视考据的方法，愿不愿意采用考据的方法。大路朝天，彼此各走半边。若是不喜欢、不重视、不愿意也就罢了，问题是既然要做历史的考据，就必须了解所谓史事考据自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至少在高手看来，高水平的史事考据，绝不是具体比对一下史料的歧异那么简单。

首先，它在选用史料方面就是有很多讲究的。

昔清人赵翼撰著《廿二史札记》，自言其书“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复以“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岐（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赵氏自撰《廿二史札记小引》）。在此书正文中，赵翼复进一步详细阐释此旨云：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条）

学人之有识无识，并不仅仅是天知地知的问题，前世此生的有识者也能看得出来。清代史学考据第一高手、也是作者好友的钱大昕先生，即大为叹赏赵氏此语乃“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这一所谓“特识”，特就特在赵翼强调考辨史事要首先以正史为依归。其实钱大昕自弱冠时起即“好读乙部书”，亦即喜读史部著述，而他尤为究心的便是“自《史》《汉》迄《金》《元》”这二十二部正史，因而才撰著《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首钱氏自序），这部书也是他耗时最久、用力最深的史学考据业绩。当然他与赵翼一样重视正史的价值。

人世间什么事都有本有末，有主干有枝叶，认识历史需要阅读的古人著述和研究历史问题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也都是这样。赵翼和钱大昕强调正史而贬抑稗乘脞说，就是因为正史是本是主干，而稗乘脞说是末是枝叶。

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在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历史著述，也就是研究史料当中，正史（当然其涵义可以较纪传体二十四史再稍稍扩充些）的记述最为全面、最为系统，也最为真实可靠，这是赵翼、钱大昕辈传统史家的共同认识。在这一前提之下，所谓稗乘脞说起到的只能是对正史纪事拾遗补缺的作用。

不过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未必都和赵翼、钱大昕辈相同。傅斯年先生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亦即在传统的基本史书之外，努力寻求新的史料。这样的主张，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就是扩大了学者们看待史料的视野，包括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学术旨趣，也隐含着把历史学研究引入歧途的危险，即片面追求新史料，以扭曲变态的形式无限制地夸大新史料的价值，甚至公然贬抑正史等传世基本史料的作用。至少在我看来，当日这种潜存的危险倾向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普遍现实。

如果我们把史学思潮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看作一条流动的河的话，那么，当日在它的发源阶段，陈寅恪先生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先生相关的论述，见于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文里：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因陈寅恪先生的代表性著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依据的基本上都是正史等传世史料，而陈垣《敦煌劫余录》著录的是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所以过去我粗读陈先生此说，以为或多有应酬的意味，体现的未必是他本人的学术旨趣。及至认真研读业师黄永年先生《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一文，始注意到情况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在这里写的正是他自己的学术追求，是他的心里话。正是由于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普遍景仰，这番说辞，使得这种追求新史料的新流派终于形成了汹涌的洪波狂澜。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章，在分析秦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夺取帝位的原因时，曾特别论及新史料的价值，述云：

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但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

文中“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但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这段话，析分开来讲，其“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是“太宗之所以得胜”的关键缘由，另一方面，“不得以兵入玄武门”，则是“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的根本原因，而太宗、实际上更准确地说应当谓之曰“秦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乃是缘于“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

南宋程大昌《雍录》中的太极宫与玄武门（明万历吴管校刻《古今逸史》本）

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唐代政治史上这么一项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对其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陈寅恪先生在传世史籍中竟然没有看到它一丝一毫踪影，幸好在敦煌发现的《常何墓碑》写本中对此有所体现，他这才很偶然地窥破其中的奥秘。正是因为如此，陈寅恪先生才将这份《常何墓碑》写本视作“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

假如你只是带着满眼的崇拜去“拜读”陈寅恪先生行云流水般的酣畅论述，假如你只是带着满脑子的迷信而被陈寅恪先生铿锵其声的结论所“迷倒”，那么，以此玄武门之变为证，你自然会对陈氏所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之说笃信不疑。

可业师黄永年传授到我脑子里的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还只是“实事求是”那四个字。如前所说，我前后随侍先生二十五年，不管是在课堂授课中，还是在私下言谈间，先生最为崇敬的现代学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甚至他进入唐史研究领域并且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这一领域，也是直接蒙受陈寅恪先生著述引导的结果。具体地讲，业师说这个“引导者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买下陈寅恪先生刚刚出版的这部著述的时候，黄永年先生高中毕业还不到两年，而他自从“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见先生自选集《文史探微》卷首）。

正因为这样，业师黄永年先生才会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陈寅恪先生的著述读得很深，读得很透。问题是一个真心思索学术问题、一个以探明历史真相为旨趣的学者，是不会对任何自己敬重的学者无理据地顶礼膜拜的。读得深了，读得透了，想得也就多了，也就远了，这样一来，往往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所谓“读书得间”，此之谓也。

不过探索历史问题的真实面目，靠的并不是冥思苦想，天马行空不行，面壁磨砖也不行。那么，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考据；至少在其入手之处是要依靠考据，定案的时候更要依靠考据。在阅读他人学术著述时，能不能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看你具不具备考据的能力。

刚才我提到业师黄永年先生在走入唐史研究领域时，蒙受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引导。我理解，这种引导作用，主要是指分析史事的基本着眼点，即在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脉络中分析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

至于具体是治史基础和方法，在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著述之前，还是在初中时代，只有十几岁的时候，黄永年先生就开始阅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先师说这就是他“开始接触学问”的时候。在读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之前四年，他就在中学里成为吕思勉先生正式教授的学生，并在课下也随侍于吕思勉先生身旁，随时聆受教诲。很快，他又读到《古史辨》，并且先后拜童书业、顾颉刚两位先生为师，开始尝试研究先秦史问题（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见先生自选集《文史探微》卷首）。

这样的成长经历，一方面，使其学术眼光开阔，注意对历史的总体认识，注重养成全面扎实的文史研究基础（这方面受吕思勉先生影响最大）；另一方面，令其认识到考据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终其一生，一直乐此不疲（这方面受顾颉刚先生影响最大）。

这样的基础，这样的旨趣，这样的能力，促使黄永年先生在阅读陈寅恪先生史学著述的时候，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会结合相关记载、核实相关记载来用自己的脑袋思索陈氏论述的合理性。结果，往往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前边我着重谈到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这样，现在要讲的玄武门之变也是这样。后来黄永年先生越是深入研读陈寅恪先生的著述，发现的谬误也就越多，性质往往也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在他老人家离世之前的十多年间，每次和我闲聊谈起陈寅恪先生的著述和学术观点，总是念叨说“没有想到寅恪先生的学问会做得这么粗”！“实在太粗疏了”！

除了具体的研究结论之外，其实在研究方法上，关于怎样合理地对待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黄永年先生的看法也与陈寅恪先生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就是陈寅恪先生高度推崇所谓“新史料”，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黄永年先生则强调学者治史重在阅读习见之书，特别是历代正史。黄永年先生连依靠传世史籍中的孤本秘籍做学问都很排斥，甚至颇带炫耀意味地宣称，自己是“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且称“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籍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守株待兔’的意味”（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见先生自选集《文史探微》卷首）。

有意思的是，尽管黄永年先生一生对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已经大大订正了陈寅恪先生相关的观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不知是出于有意回避，还是出自无意的疏忽，不管是在公开的著述当中，还是私下聊天时，他从来都没有提及陈氏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对新史料的高度推崇，也没有提及陈氏在研究玄武门事变时对待《常何墓碑》的根本态度存在方法论的问题。

令我感到相当意外的是，黄永年先生还将陈寅恪先生引为重视基本传世典籍的同道。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谈黄永年先生的学术贡献，才想通过对待《常何墓碑》的态度，来特别指出他在治学方法上同陈寅恪先生之间这一重大差异。

黄永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不同见解，要点如下。

首先，关于唐代宫廷斗争中“玄武门地势之重要”这一命题，黄永年先生指出，玄武门本身并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只是因为当时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以致发动宫廷政变者若能动用禁军必就近突入此门。事情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德勇在西安读书时，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隋唐东西两京，因知唐长安城太极宫、也就是玄武门所在的那座宫城，几乎处于全城最为低洼之处，玄武门又在宫城北面地势最低的地方，本无地势之险可以凭依。这也可以从地理形势上左证先师所言更合乎情理。

其次，武德九年六月朏日之后一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实际并未获得禁军的支持，只是率少数死党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而侥幸成功。

黄永年先生得出这两点认识，依据的都是最寻常的大路史料，不过旧新两《唐书》、《唐会要》、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书而已。

至于敦煌发现的《常何墓碑》写本，其述及常何其人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仅有如下文字而已：

从隐太子讨平河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总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怅（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黄永年先生以传世基本文献为基础、于大处着眼从中解读出来的涵义，与陈寅恪先生截然不同。

第一，玄武门事变之前，在秦王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间的争执中，高祖李渊已经明显站在后者一边。另一方面，秦王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间的实力对此，也是建成、元吉一方的实力大幅度增长，已然超过秦王李世民；特别是事变前夕建成、元吉更进而承高祖意旨以夺取秦府私甲，解散秦府私党，致使秦府的势力转瞬即有土崩瓦解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武德九年六月朏日之后一日高祖李渊在太极宫召见太子建成、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勘问秦王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间争权夺利的是非曲直，对秦王李世民来说，实乃犹如末日来临。

因此，黄永年先生称，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李世民及其少数私党处于力穷气索时的冒险尝试”。这意味着事起仓促，不过是侥幸于万一以求一逞，根本来不及做出周全的计谋，未必会做出控制玄武门的安排。

第二，常何并不是北门禁军的主要将领，因而秦王李世民也不可能是依赖他的内应方“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

当时北门禁军的两个主要将领敬君弘、吕世衡，当秦王李世民率少数几个死党进入玄武门以伏击建成、元吉时，由于当时像建成、元吉这样的皇子率少数随从“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入宫是被允许的惯行之事，所以没有阻拦。而当李世民向建成、元吉动手之后，东宫、齐府兵要突入玄武门救主的时候，面对东宫和齐府的大队兵马，作为禁军将领，二人当然不会放任其径行入宫。于是，这两位将领便都在混战中被东宫和齐府的军兵杀掉。

当敬君弘挺身阻止东宫和齐府军兵之际，其手下亲信劝阻云“事未可知，当且观变”（《旧唐书·敬君弘传》），这一情况，清楚显示出敬君弘辈绝非预谋之人，亦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绝对没有串通守卫玄武门的北军将领，这也包括敬君弘、吕世衡下属的卑将常何在内。

其实就连陈寅恪先生本人，对敬君弘、吕世衡这两位禁军负责将领在玄武门之变中的立场，也把握不定，只是很不确切地推论说他们二人“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在这种情况下，就贸然认定常何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内应，毋乃太过匆率。

第三，禁军卑将常何在政变成功后未蒙升擢，更是他未尝参与政变的铁证。像玄武门事变这样的政变活动，对起事者而言，成王败寇，是生死攸关、荣辱所系的重大关口，一旦得手，当然要对鼎力支持自己那些死党加官进爵，论功行赏。黄永年先生依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等传世文献论定，当时预闻玄武门之谋并参与其事的只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而敬君弘、吕世衡以至常何均不在数内；又这些与事者和在事变中明确站到李世民一边的重要人物，作为功臣，在事变成功后都受到了李世民的封赏，在《旧唐书》之《太宗纪》和《裴寂刘文静传》中一一列有这三十一位功臣的名单，而常何以及敬君弘、吕世衡两人都不在其中，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包括常何在内的北门禁军将领，谁都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

好了，啰里啰嗦地讲了很多话，简单地归结一下：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看黄永年先生审视《常何墓碑》在解读玄武门之变真相问题上的作用，这一事例很好地体现出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原则问题——至少这是我从黄永年先生那里学到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偏恃新史料绝不是历史考据的正途。

谢谢大家。

2021年10月1日草稿

责任编辑：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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